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种植土烟），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

　　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罂粟）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刘晓春/文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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