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同年6月5日发布第465号训令，废止禁烟法，裁撤禁烟委员会，另设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蒋介石亲自担任禁烟总监。10月，国民政府颁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了“禁烟密查组”，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禁烟状况进行了调查。1940年9月，代理禁烟密查组组长郭寿华向财政部呈送第一期《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汇报调查结果。

　　通过对这份《密查总报告》，我们对当时国统区的禁烟禁毒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这份报告，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既然是秘密报告，就必然对真实情况有所反映，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又要尽量照顾到政府上层的“面子”，避免对上层政策有任何的指责。而报告中披露的那些事实，却实际又是对国民党禁毒政策措施失败的直接揭露，甚至批判。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禁毒失败的原因。

　　报告内容比较长，笔者仅就其中一些片段说一说自己的感触。

　　报告是当时典型的“官样文章”，一开头必不可免地先要对“领袖”歌颂一番，说说“大好形势”。比如说“领袖（蒋介石）秉承总理拒毒遗训，手订禁烟计划……亲自督伤办理各项禁政，施行以来，卓具成效……”。

　　调查报告是从四川开始的，于是又说“川省自领袖秉政以来，就大体上言，一般人尚能体仰领袖意旨，勉力奉行，虽则一时未能完成，要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矣。”这话听起来确实有些令人振奋，因为“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矣”了嘛。可是接下来披露的事实，立刻又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很多县，禁烟完全是一句空话：“私烟馆之私贩私售，已成公开之秘密，毫不为怪”、“私设烟馆者比比皆是，城内私烟馆百余家，公开设铺摆灯，缴纳红灯捐，供人吸食”、“全县乌烟瘴气，不吸烟者仅十之三四而已。”、“吸食鸦片者几于上、中、下人民无不传染。该县烟民登记为一万六千余名，尚未及烟民实数十分之一。”、“毒品在川康两省畅销无阻”。这些情况，又怎么能说明禁烟“卓具成效”？又怎么能证实“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

　　情况异常严重，四川各地烟毒蔓延，为害甚烈。那么有关政府机构在干什么，官员们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看《报告》中披露的事实：在丰都县，县长张国运对该县鸦片的贩运、销售不闻不问，各区的联保更是包庇纵容，致使“满城皆为私烟馆”。县政府为什么对这些烟馆如此地“开恩”呢？《报告》回答了我们：县政府对每个烟馆“每月私收红灯捐洋五百元。”

　　政府机构睁只眼闭只眼，只知道收钱根本不加以禁止，那么这究竟是禁烟呢，还是鼓励吸毒呢，一目了然。

　　丰都县的“禁烟”情况如此，那么“戒烟”的情况有是怎么样的呢？在丰都县，有一家“四川省立戒烟医院”。按道理，省级的戒烟医院设在该县，应当是大好事情。该医院在1939年声称即“已戒绝男女烟民共计二千二百六十一名”。这个成绩，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惊人的了。一个县里一年戒断两千多人，确实很不容易。然而，《报告》中说，所有这些“戒断”的人，全部是“系空结尚未戒断之瘾民”。也就是说，整个数字全是假的！那么，所谓的“戒断”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办法很简单，就是“由各保甲长、各瘾民自具切结‘承认自戒，决于三月底戒绝’”。也就是说，由地方保甲长和成瘾者自己给自己写一“证明”，于是就可以说成功戒毒了。

　　在宣汉县，据说县长刘在方的“成绩”也很大，他严厉推行禁种政策，大力收缴封存烟土。然而一调查，却发现他上报的收缴封存的烟土数字与实际情况，竟然相差“一万五千七百六十六两”！

　　在禁吸方面，宣汉县的统计数字是很令人振奋的：1937年“烟民登记五万余人，领照者三万余人”，到了1939年，就仅剩下区区七千余人了。然而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根据调查，这里烟民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在四十五岁以下之新瘾民亦所在多有，全县乌烟瘴气，不吸烟者仅十之三四而已。”

　　在垫江县，“原登记者六千余名，现重行登记四千余名”。看起来，吸鸦片的数字在减少，形势喜人？可实际情况是，登记的，全部是吸鸦片的，可吸毒品（当时“毒品”是指海洛因、吗啡等）的却在大量增加。该县当时吸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的人，已经达到八千余人，而且全县“售毒者五百余家，制毒工厂大小百余家”。一个小小的县里，竟然有100多家毒品制造厂，可见当时毒品泛滥是何等严重！而当地官员，却在宣扬着自己的成绩。

　　在忠县，当地的官员，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纠察室驻忠县纠察员彭杰，竟然公开地在忠县河边以检查的名义贩卖毒品。有这样的官员，有这样的行为，禁烟难道不是越禁越多吗？

　　由此可见，当时四川各地宣称的所谓“禁烟成绩”，几乎都是虚假的。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根本没有被认真执行、实施。很多地方官员，虚报数字，欺上瞒下，以禁烟禁毒为口号，从中渔利，致使毒品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刘晓春/文 2008年5月15日）

　　编辑：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