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禁烟禁毒之所以失败，有其政权腐败的原因，有受战争影响的原因。总之，禁烟禁毒政策的贯彻实施，遭到非常大的阻力。在禁烟禁毒的过程中，除了主持或直接参与禁烟禁毒官员们的不负责任外，更有一些原因也在起着破坏与干扰作用。在某种情况下，这些阻力往往是难以，甚至无法克服的。

　　从《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上看，有这样几方面的阻力：

　　第一，是政权内部的一些因素。

　　一些禁烟禁毒的工作人员，在执行禁烟禁毒任务的时候，经常会遇见一些他们根本“惹不起”的人物，于是就只能退避，根本也就谈不上什么稽查与惩处了。

　　例如，当时曾有一些军人参与贩毒，还有一些高官的下属也参与贩毒，这就使缉毒人员望而却步。川南当地十七师刘树成部、十八师周成虎部等，勾结帮会甚至土匪，贩卖军火做鸦片生意；一些军队乘调动之际，“夹带烟土，运至成都交奸商私售”。这些军人的参与，就使稽查烟毒的人员束手无策。

　　在当时，一些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盛产鸦片需要枪支。于是当地不法分子包括一些军人，就向少数民族地区贩卖枪支购买鸦片，然后将鸦片卖出牟取暴利。一些高官的随从护兵，往往携带手枪几只，用来换鸦片，每只手枪能换二百余两鸦片。在关卡，因为这些军人是可以携带手枪的，所以稽查人员对他们无可奈何。

　　第二，会党、黑社会及土匪势力的猖獗，也影响查禁烟毒。

　　在四川省垫江县，有个叫杨阿毛的人参与制造、贩卖毒品。此人经营毒品多年，在“川康两省畅销无阻”。曾被逮捕，但不久即被保释。为什么能如此猖獗不受制裁呢？经过调查，原来该人是上海黑社会杜月笙、黄金荣手下的人。他被逮捕后，就是杜月笙将其保释出来的。这个人，并非什么重要人物，经查不过是杜月笙、黄金荣手下一个三四流的小角色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走卒，竟然在两个省肆无忌惮地贩卖毒品且不受制裁，当时黑帮的势力可见一斑。

　　在四川一些地方，哥老会（起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的势力十分强大。哥老会中的一些成员，与当地驻军的一些实权人物勾结，形成了贩卖毒品的网络，这就使缉毒人员不敢与他们对抗。这些帮会组织，往往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遇到稽查就开枪抵抗。同时，这些帮会组织严密，各码头都有势力，且消息灵通地形熟悉，贩卖毒品可谓得心应手。

　　缉毒人员如果得罪了这些帮会组织，“小则遭受殴辱，大则有被暗杀之虞”。又因为这些帮会组织势力强大并且往往与当地实权人物有勾结，一般缉毒人员在缉毒办案过程中经常被他们诬陷为“抢劫财物、毁坏名誉”，结果毒贩逍遥法外，缉毒人员反而遭遇惩处。于是很多缉毒人员对待帮会组织的贩毒，只好采取“不望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

　　第三，一些边远地区土匪横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地方武装的存在，都影响着禁毒的实施。

　　在四川省当时有所谓的“蛮区”、“夷地”（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蔑称），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长期受到汉族一些反动的地方势力的欺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武装。这些武装成分复杂，混有一些土匪，曾经掠夺汉族居住区。在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区，种植着大量的罂粟。1938年四川《禁烟月刊》有过一个统计，说仅仅“夷区”一年就要生产烟土十余万担。我们现在以一担大致为100斤估算，那么每年“夷区”生产的烟土就有500万公斤了，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当时所谓的“夷区”，主要是指现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定——本文作者注）

　　少想铲除烟苗，禁止种植鸦片，断绝毒品来源，就必须要深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在当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地方地势险要，民族武装强大。《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的作者对此提出了“严密封锁蛮区”的建议，企图通过封锁造成当初种植的鸦片无法运输，最终达到不再生产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抽调大批部队来对四川的南部进行大规模封锁的；即便封锁，恐怕也难以真的能够封锁得住。

　　第四，当时吸毒人口数量巨大，烟馆数量极多，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登记与查禁。

　　以湖北省为例，宜昌市区仅中年吸毒者就有六千人以上，可是当地警方检查与登记人数只有两千余人，而真正采取措施了的，即勒令戒毒的，又仅有二百余人；

　　沙市在当时属于不大的城市，但烟馆就有二三百家。宜昌市郊的烟馆，更有四百余家，吸毒人口没有登记的，大约有六、七千人；公安、枝江、松滋、荆门、襄阳等30个县，有五千多家烟馆。据相对保守的估计，没有登记的烟民大致有十二万余人，而全省被登记勒戒的人数，仅占全部烟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间。

　　烟馆林立，吸毒人口众多，从事禁毒工作的人员少，导致登记数字失实，戒毒也就无从谈起。

　　第五，敌占区的鸦片大量流入国统区。

　　在福建，该省本身在边远地区就没能做到彻底禁种，加上外地鸦片的大量流入，使福建毒品泛滥严重。如大量的鸦片从沦陷区上海被贩运进来，则经罗源、连江、长乐等地，转至福州售卖；福建本省沦陷区如厦门川石岛等地，日伪政权实行毒化政策，这些地方的毒品也进入国统区。

　　在河南，沦陷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而沦陷区以黄河沿岸以及郑州、许昌、周口、灵宝等地毒品泛滥尤其严重。国民党将领省主席卫立煌特意颁布了《急应办理禁烟事项十二则》，全力推行禁毒政策。但是，当时因战事紧张，禁毒工作虽然有所进展，但离禁绝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再看广东：广东的曲江、翁源等五县曾为提前禁绝鸦片示范区，后来再划乐昌、仁化、英德、乳源、连山、阳山、清远、佛冈等八县为禁绝区。日寇占领占汕头、海口、北海后，大力推行毒化政策，毒品大量流入。一些敌特组织，阴谋向国统区贩卖毒品。再加上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地并没有禁止毒品，所以广东省的毒品也逐渐呈泛滥之势。

　　其他地区，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自日寇侵占后，本来禁毒取得的一些成绩就被破坏；华北地区更是毒品泛滥成灾。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禁烟禁毒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国民政府提出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目标。（刘晓春/文 2008年5月26日）

　　编辑：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