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代的道光皇帝曾经任用了林则徐，支持了他的严厉禁烟措施。然而正是这个道光皇帝，在对待鸦片这一侵害中国人健康，危害中国经济的毒品时，也有过犹豫与反复。比如他曾经对当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相当感兴趣，甚至有意采用。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历任御史、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道光十六年(1836年) 四月二十七日向道光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驰禁论的主张。（见《夷务清本》）

　　在他的这个奏折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弛禁主张。其中有些看法，比如对鸦片流入我国历史的追溯以及目前造成的危害等等，是有一定价值的；所提出的弛禁的理由，有些也确实与当时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有关。比如他提到的一些下级官员的贪赃枉法问题，确实是当时无法解决的。

　　然而，总体上看，他的弛禁主张是错误的，其中的主要“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比较显著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他首先认为，鸦片主要危害的，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进而提出分类禁烟的主张。他说：“究之食鸦片者卒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

　　这个论断是极其荒谬的；根据这个论断提出的主张，则更是荒诞。我们今天知道，鸦片对任何人都会造成危害；同时，事实证明，随着鸦片的泛滥，中国社会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无论是官员还是知识界，以及平民甚至劳动阶层，都深受其害，而绝对不是许乃济说的，仅仅侵害一些“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

　　许乃济因为以为吸食鸦片的都是些“无业游民”、“乌合之众”，于是他就主张对这些人可以放任不管，只保护那些社会的精英——限制“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人吸毒。

　　其二，许乃济还认为，从在中国种植的罂粟中提取、制造的鸦片，基本无害。他在奏折的附片（类似于今天的附件资料）中说：“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

　　——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土地比较“平和”，制造出来的鸦片比国外进口的，危害小，甚至还容易戒断。这一观点，同样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什么地方出产的烟土，其中含有的致害成份都是相同的。因而给人造成的伤害，也比如是相同的。如果说国外进口的与国内制造的有区别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在单位烟土烟膏中所含的有效成份的大小不同而已。但随着吸食者的成瘾，必定会逐渐加量。

　　关于这两点，我们还可以参照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奏折。当初，道光在看到许乃济的奏折后，觉得有一定道理，于是就将其奏折交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去讨论。邓廷桢等人知道皇帝对此比较同意，于是就积极附和许乃济的主张，向道光皇帝诉说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见《夷务清本》）中，完全赞同许乃济的说法，向皇帝说：“鸦片之为物，情柔和性刚。情柔则甘之如饴；性刚则易于致病。外夷制造之法，言者不同，大率不能无毒。闻近年内地间有私造者，不过以罂粟津液煎熬而成，性稍平易，为害遂轻。”

　　这就是说，鸦片这种毒品，因其口感相对柔和，所以吸食的人就更容易接受；又因其性质，容易使人上瘾而造成对身体危害。国外进口的鸦片，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都是有毒的。近来说说中国内地也有种植和制造的，但那不过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炼而已，所以毒性就不那么大，对人的伤害也比较轻。

　　——从这些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朝廷命官，封疆大吏是何等无知与不负责人！这些人不仅以“听说”为依据，更对鸦片的制造方法完全不知，以为国外的鸦片就不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炼出来的，以为国产的鸦片就毒性小，无害。

　　通过上面我们对许乃济、道光皇帝、邓廷桢等看法与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时这些决定着国家命运的人，是何等的无知与荒谬。

　　当然，许乃济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纳，邓廷桢等拟定的《章程九条》也没有批准实施。在朝廷中，许乃济的荒谬主张遭到黄爵滋、林则徐等禁烟派的激烈反对和抨击，最终被降职。

　　在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感到震惊的是，许乃济当初那样荒谬的观点，竟然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能引发大范围的争论。这真实反映了当时最高决策者们的真实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只看皇帝脸色行事的作风。当时中国朝廷与官员的素质与水平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后来采取了严禁的政策，失败也几乎是肯定的。（刘晓春/文 2008年6月30日）

　　编辑：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