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毒调查》　三

　　张桂花老人常常跺着脚骂道：“家里的男人都被毒品那个东西给害了，本想靠贩毒致富，结果贩了个家破人亡，当初他们要是不贩毒，既使吃苦受累也比今天的日子好过得多。”她的丈夫马学明因贩毒被“枪崩”了，四个儿子也因贩毒、抢劫和吸毒被判刑和劳教，剩下三个儿媳“守活寡”，十几间大房子，平日里只留下一个孤独老妇人在家看门。

　　在通往韦州镇公路边的一个回族家庭，一家老俩口生了4个儿子，父亲和大儿子早年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老二被判刑15年，老三被判6年，老四被判3年。老四媳妇说，自己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送进了监狱，他苦苦等了3年，丈夫回来了，但整天无所事事，她估计自己的丈夫没几天又要去贩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幺时候。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

　　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替补队员”。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贩毒的道路。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临泉――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地处安徽省西北边陲的临泉县西、北、南分别与河南省的平舆、项城、新蔡等5县接壤，省内则与颍上、阜南、界首等四县为邻，故有九县通衢之说。这里地情、民情也相当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这里成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临泉的庙岔，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三县交界处，清末民初，这里就是买卖鸦片的集散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一度绝迹的毒品随着皮张市场的兴起再次出现。

　　当时皮张生意之盛，可以用“商贾云集，异常热闹”来形容它，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来自全国包括新疆、东北的商人就开始进入市场，每人2元的门票收入多达数千元。

　　很快，这种繁荣和茂盛及众杂的流动人口刺激了庙岔毒品的沉渣泛起，再度猖獗，并且迅速蔓延。云南和临泉毒品信道的形成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

　　临泉现有人口近200万，人多加之积年的穷困，这里的民生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地少的农民多外出务工，不少人长途跋涉到云南，帮助当地人承包土地种西瓜，工资多是根据当年西瓜的收成，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几乎拿不到工资，当地有些人就拿出毒品代替。

　　而这样的“工资”带回临泉后，竟然比丰收的年头还要丰厚。一来二去，暴利牵引，就有人走上了贩毒的道路。而且，临泉农民有不少人和云南当地人结婚，定居云南。这样的血缘关系构筑的毒品信道具有一般渠道没有的稳固性，打击起来、尤其是斩断特别困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贩毒分子确实得到了毒品的好处，不少人赚了钱后在村里盖房起楼，眼热的群众就群起仿效。一时间，以庙岔为龙头的乡镇农民纷纷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毒品日渐泛滥。

　　据说，在离庙岔还有10公里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临泉县里有一家最好的宾馆，大多住的是外地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贩毒的。

　　从县城发往庙岔镇这条线的客车生意最好，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车。这条线上有50多辆车在跑，每个车主每天都能跑四五个来回。有位20多岁的车主说，他的车一次能拉6个人，每天有几千人到庙岔镇去，这些人不少是去带毒品的。尤其来贩毒的大毒贩，他们一般是包车走，不讲价钱。

　　“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这句话在临泉民间颇有流传，尤其是毒贩利用贩毒赚来的钱建起的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门面，无形中起到了直观的激励作用。

　　1998年1到10月间，在云南贩毒被抓的临泉人则达到65人；而1999年3月的四天时间里，就有29名来自临泉庙岔、姜寨的毒贩子在云南落网。一个3000人小镇，竟有100多人因贩买毒品而被判死刑和无期，毒品在这里泛滥成灾，由此可略见一斑。有位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

　　因为她的小儿子被毒品害死了。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胆越大，经常怀揣毒品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

　　她说：“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

　　一个村民因涉毒被判刑入狱，在监狱服刑期间，小孩在家由奶奶照顾，但奶奶年老体弱，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孙子，在一次带小孩赴监狱探监时将其丢在监狱不辞而别。

　　后来监狱给小孩买了点东西并给了1000元钱，又把小孩送回奶奶身边，但奶奶死活不收。

　　临泉县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写的一段很感人的话：“我最亲的双亲都已离我而去了，失去双亲的呵护，我感到万分孤独无助。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干脆我们也随他们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

　　世间缺少太多的爱，爸妈啊！为了钱你们怎幺舍得扔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呀！我恨死毒品了，它使我原来和睦完美的家就这样离散了。我少年的梦被撕碎，我的心在流血。” （5月8日）

　　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