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关于公益的对话。在刚刚结束的"沧州十大公益人物"颁奖典礼上,十位公益人物和沧州市会展商务中心董事长陈乐章就有关公益的问题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或真诚、或睿智、或朴实、或尖锐,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公益心。
问:您做公益的出发点,或者说契机是什么?
谢清洁:上世纪60年代,雷锋的故事传遍中国大地。那年我23岁,只比雷锋大8个月。我想,我是雷锋的姐姐,我也要像雷锋一样帮助别人。几十年来,我一直保存着《雷锋日记》。不论世风如何变化,我从没改过这个念头。
范西俄:1996年,我随同希望将军赵渭忠到涞源北山屯小学看望老区的孩子们。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走上前,将身上带着的200元钱全掏出来递到她手里——她的双手冻得像两只小红萝卜——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投身希望工程。
王文柱: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乡亲们种地投入高,收入少,就特别想自己研究一种高产稳产的种植技术。把生意交给儿子们打理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农业上干出一番事业。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潘淑兰:一个词:报答。小时侯,我家里特别困难,母亲靠给人看孩子养活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就接济我们。我就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社会多做贡献。
孟德荣:在从事动物学研究时,我发现许多鸟类的处境很不好,亟待保护。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公益活动。
尹升:就是一种怜悯之心吧。俗话说,仁者爱仁。他们的"苦"触动了我,看到赵永贵老人时,他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我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这一管就管到了养老送终。
文革:说到做公益的动力和契机,我要感谢首届"感动河北"人物张华大姐。是她把我带进了这条用"爱心、善心、执着之心"铺垫成的公益之路,让我领悟到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真谛。
陈乐章:这些年,我在助残、助学等方面捐赠差不多也有四五十万元了。好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让我富起来,我就有责任回报社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问:小事和大事,哪个更能体现公益精神?
谢清洁:50年来,我做的都是些小事。理发、捐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户……我觉得关键是怎么把这些小事坚持做下去。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几十年甚至用一辈子来做这些事情。
范西俄:我在路上骑车子,看见一块砖,都会下车拣起来扔到路边。为啥?怕这砖绊着别人。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是地基打不好,高楼也盖不好;就算盖好了,也是豆腐渣。为人也是这个理儿。一个人从小做好事,给一辈子打下好基础。做公益肯定是做大事好,可这些大事是一点一滴做成的。我带着一家老少投身希望工程,就是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心,让他们从小做好事。咱不是富翁,可咱一天从孩子的零花钱里省出一块钱或者五毛钱行不?积少成多,这些钱就能帮助别人。
黄骅爱心社: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固然让人起敬,坚持将平凡小事做好、做长久,更难得。我们这个组织专门资助贫困学生,现在已经做了4年了,我们想,如果40年后依然再做,那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40年的时间,将不断有新人加入到资助者的行列中,受助人也会扩展到三代、四代人,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坚持将会使公益精神深入人心。
陈燕(张凤鸣儿媳):做公益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要付出,奉献了爱心,就心安理得,就可以收获自己内心的一份快乐。
文革:我相信,大爱就在点滴中。很多大事是由无数小事组成的。聚沙成塔,伟大往往蕴涵在平凡中。
问:是否把这次获奖看作做公益的回报?
谢清洁:我从没想过得到回报,却获得了很多荣誉,前后有近200个证书吧。每次获奖回来,我都把证书认真收起,把奖金作为特殊党费上交组织。因为我觉得这些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而我做的还太少太少。
范西俄:我做希望工程是不图回报的,可要说到回报,那可大了去了。丫头当兵、儿子说媳妇、甚至在村里集上做个小买卖,处处都容易。为啥?人家说,老黑(范西俄乡亲们常这样称呼他)人好,咱得帮着老黑点。说到最大的回报,我觉得是我摊上这么一大家子好人。老伴疼人,丫头儿子能干,儿媳妇孝顺,侄子侄女们懂事。我觉得这和我们做希望工程有关系。我常和他们说,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
黄骅爱心社:作为网络救助人,我们爱心社成员是不会公开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期求回报的问题。但是,资助人都愿意选择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成材后,资助者心理上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我们强调大家以平和的心态从事救助。要说回报,假如因为我们的救助,孩子们以后有好的生活,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潘淑兰:我做好事就是为了回报社会,可不是求别人的回报,也不会因为没有回报就不再做下去了,因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很舒坦,而且我相信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王文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回报。因为我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这是我应该得的。当然,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孟德荣:公益是不求回报的,尤其是经济回报。得奖体现了社会的肯定和支持。激励我以后做得更好。
尹升:我赡养这些老人从没想过要得到荣誉,或者获得什么回报。我和这些老人之间都有一种亲情,我从心里爱他们。
文革:很多人问过我,现在的社会很现实,你做这些图什么?我是一名会计。如果图利的话,我不会放着一个月千元的工作不干,而来当这个没有一分钱报酬的民间团体的会长。如果说我是图名的话,就算我是图名吧!我希望多少年以后,人们说起我,会说,文革是个好人,文革在做好事。
问:怎样看待捐献器官、遗体这类公益行为?
皮富成(皮玉龙的爷爷):不瞒你说,当天听到玉龙要捐献眼角膜的时候,我的脑筋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我那孙子才刚长大成人,就得了那种要命的病,我们一家子心里都难受啊,心情都特别不好,听说他还要捐献眼角膜,我跟他奶奶就想不通,为什么临死了,还要在眼睛上挖两个窟窿,多难看啊,这不是死后都不能安宁嘛!是玉龙的话改变了我的想法。我那19岁的玉龙比我这60多岁的老头子懂事,他反过来劝我们,说他这一辈子光念书了,也没来得及给这个社会做什么贡献,反倒接受了好心人那么多的帮助。他想还,可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要不然他走得不安心。听了孩子的话,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支持他,他做的是好事,咱不能拦。
谢清洁:我曾经说过,要像雷锋那样帮助别人。现在捐钱捐物,以后要把自己捐出去。今年,我就要实现这个心愿:我已经做好老伴的思想工作,正在做儿女们的工作。人死了,遗体还有什么用?百年之后把遗体捐献出来,我觉得是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也是一个人最后对社会做的一点事情。我想把奉献的脚步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文革:我们张华绿色家园有18个人做出了死后捐献遗体的公证,其中3个人去世后已经把遗体捐献出来,他们是李先碧、张华、常兴玉。我本人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我还亲历了她们三人捐献遗体的过程。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很不易,但冲破世俗的阻力更难。我们用自身的行为呼吁社会:遗体捐献是文明社会的一种风尚,是一个人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后贡献,大家应该给我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问:有人说,做公益离不开金钱,您认为二者是什么关系?您会选择哪些方式做公益?
谢清洁:我不到20岁参加工作,今年70岁了,一辈子赚了20多万元。这些钱我一分不留,全都捐了出去。看到哪里受了灾,看到哪儿有贫苦孩子、孤寡老人,我心里就不落忍,不帮他们一点,我心里过不去。老伴了解我的脾气,我们家的花销都靠老伴的离休金。
黄骅爱心社:花钱买不走公益。我们爱心社做到今天,在黄骅有了一定的美誉度。一些企业找到我们,要求冠名。不论对方出资多少,我们都没同意。他们又要求对我们的某一项活动冠名,我们仍然没有同意。在我们看来,冠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爱心社决不跟商业做任何形式的交换。爱心社的很多成员本身是企业家,但我们从没有把"爱心社成员"作为自己身份的介绍。在我们看来,献爱心是一回事,做生意赚钱是另一回事。
没有钱也做不成公益。拒绝冠名,并不代表拒绝金钱。没有资金作后盾,我们根本资助不了近300名贫困学生。我们欢迎人们投身公益事业,尤其欢迎有经济实力的人士加入到公益事业的阵营中。
潘淑兰:你要是问我的想法,我想说没有关系。就我来说,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济村里的老人,给上不起学的孩子学费了,那个时候我有钱了吗?没有,我捐的钱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攒的。更早的时候,村里有盖房的我就去帮忙干活,谁家没有柴火了我就去帮人家拾柴火,没钱就只能出力了。所以,我觉得做公益最重要就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和回报社会的想法。
王文柱:如果不是经商时的积蓄,我就不可能把现在的公益事业做得这么大。所以还是有点关系的。但有的时候,又没关系。比如老人摔倒了,你去扶一把,这也是做公益。
陈燕:做公益不只是需要金钱,更要有爱心,有行动。有钱的可以出钱,没钱的可以出力嘛!
孟德荣:保护动物也需要经济支持。当然,公益是多种多样的。出一份力,贡献一份才智,也是做公益。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尽自己所能,献出自己的力量。
问:做公益,除了爱心,还需要什么来支持?
陈燕:只有有爱心的人才会去做公益。
文革:做公益需要爱心,但仅凭爱心又无法将公益做长久。因为公益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对公益理念的认同,没有一种坚持的力量,遭遇挫折,很可能就会放弃。
问:当您为公益事业奔忙时,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议论和误解,你如何面对?还会继续你的公益事业吗?
谢清洁:做好事被人误解是常有的事,我都习惯了,也不太在乎了,该做的我还会做。
范西俄:21岁我刚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一个老汉正拉车上坡。我赶上去在后面帮他推。谁知,这车和一位骑自行车的女人碰到一块了,把自行车碰坏了。女人非要老汉赔5块钱,老汉转过身让我赔。我说我是做好事呀,老汉说,谁让你推了?要不是你,我还撞不上人家了。那时我一个月才挣6块钱,赔了他,我怎么生活?再说我也觉得自己冤。正僵持着,我们团长来了。了解情况后,他掏出5块钱替我解了围。回来后,他又当众表扬我热心帮助别人,只字不提撞车赔偿的事。这件事对我触动挺大的。被人冤枉了,我本来再也不想主动帮别人了,可团长的做法又让我感到好事必须做下去。
爱心社:我们成立爱心社之前就知道会被人误解了。我们是穿着防弹背心走进爱心社的!
潘淑兰:哈这个问题你算是问着了。这些年让人背后说爱出风头不是一回两回了。说实在的,知道了以后心里也特别难受,不过我这人心宽,我知道大多数的乡亲还是了解我的人品的,他们对我都很尊重。
孟德荣:有朋友曾跟我说,如果把这些年为保护动物付出的精力用在搞行政或搞学术上,成绩肯定不小。但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人生是短暂的,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尹升: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一个关系非常好的老同学说我多管闲事,自己卖画好好过日子多好!我回他一句话:"你三百年也理解不了我!"置之不理是对付这些人最好的武器。不去理会这些,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陈燕: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问:做公益会有许多付出,自己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谢清洁:帮助别人非常快乐,也让我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的一生都要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
范西俄:给别人做点事,帮别人一点忙,他乐我也乐!
王文柱:带来了社会效益。老百姓富起来了。我也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我一开始的目标也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实现。
尹升:让我学到许多。每个老人都有自己一番独特的经历,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学习。比如豁达、坚忍,这些让我受益终身。
文革:5年做公益,我身上留下了很多印记。我从一名封闭在家中的女性,开始学会包容一切,包括善意的、恶意的。我欣赏一位网友给我的留言:"爱和仁慈是灵魂燃烧后的舍利。"
陈乐章:做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心里坦然,舒服,这就足够了。
问:您怎么理解公益精神?您的所做所为对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
范西俄:正像颁奖词里说的那样,希望工程是让山里的贫困孩子沐浴到知识的阳光,让更多的人走进助学队伍的大工程。它关系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一个大家庭好比一列火车,家庭带头人把它带入什么轨道,它就往什么轨道走。我们一家32口人就行驶在希望工程的轨道上。
黄骅爱心社:在公益方面,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做法是不同的。中国的做法一般是哪里发生灾难了,或者谁遇到难处了,人们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国外的义工多,几乎每个人都在做,做的项目也广泛,不止扶贫助困,还包括环保、文化、公共事业等各方面。每天都有各种义工的活动。当然,不同的做法和国家不同的文化心理背景有关,两种做法各有千秋。但与国外相比,我们平时连续性的公益活动做得少。爱心社就想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们资助贫困学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想把它作为一个长期活动。我们一直在控制资助学生的数量,主要是不想因为数量太大,而给资助人带来过多的负担。做公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如果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就会增加负担感,可能会让一些人选择离开。
文革:在我的理解里,公益精神就是一种志愿者精神,正是许许多多志愿者的付出,才有公益行为。公益事业是整个社会的事,需要每个人行动起来。得到帮助的人也会因为受益于公益,而胸怀一颗感恩社会的心,投身到公益事业中。（2008年3月14日）
编辑：杨彬 |
